昔日流传：丁岙杨梅、茶山柑桔、南西垟黄菱、石坦砖瓦。石坦烧出的砖瓦色青质优而闻名。

石坦村共500多户，分南岸、北岸、岩岙3个自然村。坐落水乡塘河地带，山水田资源充足，河道纵横、农田连片，森林植被浓郁。村民素以农耕为业，依靠种水稻、红薯为生。村级曾兴办制茶、榨油、畜牧场、孵坊、彩蛋加工等，经营历史较长的就算烧砖瓦，所以称之砖瓦专业村。

石坦村为何长期办砖瓦厂，砖瓦坯是泱泥加工的，因为田垛宽广，泱泥充足。一是农田水利改造，开凿新河道挖掘大量泱泥，只能提供加工砖瓦；二是河道水沟深浚改造挖掘了泱泥；三是农田平整并圻，高田并矮田挖掘泱泥，有利灌溉供水和连片耕作。

砖瓦烧窑燃料，主要是松毛、草柴，都是外地采购，派出专人到永嘉西楠溪、仁溪、乌牛，青田温溪等地采购，直接船运砖瓦厂埠头。

朱文田与石坦砖瓦厂

20世纪50年代初（建国初期），永强烧砖瓦的老师傅朱文田，为寻找生活出路，带着年幼的儿子落户石坦，率先在石坦北岸三港殿边开办一只土砖窑。

这只土砖窑成为石坦砖瓦厂的前身，朱老师傅带出石坦许多制砖烧窑的农民工，并且学会了烧窑的技能。

1958年，高举“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梧田人民公社诞生，公社接收并兴办石坦砖瓦厂。在三港殿对岸（今菜市场地块）占用14亩土地，建起3只大窑，每窑烧砖瓦8万块（一般6万块砖加2万片瓦），七天出一窑、每月出4窑，每窑耗柴2万多斤。砖的品种有：砖栈、中伦、大伦、坟砖等，最薄的砖栈用于瓦下的倒吸板，较大的脊瓦（长达35厘米，用于屋脊）。当时砖售价分别为每千块砖6元、8元、18元、20元，后来卖至30多元。从业人员多达100余人，工资报酬按劳定级，每月一级10元、二级8.7元、三级7元，最低为5元。

20世纪70年代，按工种记工分计工资，向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参加分配口粮。大公社体制下放后，石坦砖瓦厂作为村办（大队）集体企业，财务由村会计、出纳兼任。据石坦南岸村民董阿良回忆，他28岁开始参加做砖，第一年（1977年）全年工资300元，第二年工资780元（交生产队记工分每一分为一角），后来年工资1800元作为最高值。

因为做砖瓦，烧窑担砖担泥劳动强度大，一般一个劳力超过生产队两个劳力的报酬。入窑最吃力，一只窑6个人担砖坯，3个妇女搬砖坯，连烧窑老司10人，从上午开始忙到下午四五点钟，速度算最快，有的窑速度跟不上。

人工做砖瓦的工序：担泥、踏泥、做砖坯（瓦坯）、搬砖（瓦）、担砖等，一般一个人每天做砖坯（标准规格）1200—1500块，快的 1700—2000块，慢的1000左右，甚至几百块。至上世纪80年代初，才使用制砖机压砖坯，每台制砖机的工序为投泥上斗、切砖坯、端砖坯、担砖坯，一台机能抵上手工七八个人，效率大为提高。

石坦砖瓦厂历任负责人有：朱金杰（上庄）、进友（三郎桥）、李阿和（上京）、尤成康、蔡福成、冯学芬等。蔡寿松一直担任管理工作，称内当家，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如买柴等收付，砖瓦出售开票等。

温州半腰桥设制砖场

温州半腰桥至西门粗糠桥河道深浚改造，这条河道大约800多米长，深挖出来的泱泥堆积河岸象“围城墙”，只有制砖瓦加工得以消纳。于是，石坦砖瓦厂于1977年开始在半腰桥设立制砖场，盖搭工棚，建了两只大砖窑，派出30多名制砖工人住在工棚，每10天出一窑，每窑“大伦”砖3万块（每块“大伦”重量3斤），当时销售市场价每千为50元。制砖人员根据各人意愿和家庭情况一年轮换，各人自带口粮（大米）住工棚办食堂蒸饭。第一年为人工制砖，后几年用制砖机（一台），工资报酬按产计酬。据董阿良回忆，他制砖劳力不错，全年工资领到1800元。工场负责人冯学芬，推销员蔡碎弟。当时砖品市场热销，很受建筑单位青睐，直至1982年把河岸堆积的泱泥“吃光”，才结束制砖工场。

农民家庭砖坯场

上世纪60年代，砖瓦市场旺畅，农民利用农忙空隙时间挖泱泥、踏泥、做砖坯，作为一项家庭副业收入。当时石坦村（称状一大队）共12个生产队300多农户，约半数农户中的200多名男女及半劳力，从事砖坯加工。挨家挨户道坦头、屋角头，搭起制砖小工棚。设施很简单，上空挂一片帘子或草席（遮日头），一堆泱泥、一张砖凳、一个砖匣，除了雨天之外，天天上工场。上世纪80年代土地联产承包后，劳力有自主权，制砖的泱泥可从自留地、承包田进行掘泱挖泥。一些田头田角都挖下一个个田井、深坑，有的掘下一米多深。后来人工进行平整填平恢复水稻耕种，有的农户向别的农户掘田买泥制砖坯。家庭加工的砖坯卖给砖瓦厂每千砖坯4〜5元，一人每天加工砖坯1300〜1500块，出手慢的一天只能加工一千块左右。当时农村一个劳力每月160〜200元，是不错的收入。许多家庭依靠砖坯收入建新房、办家当、娶媳妇，还供家庭日常生活开销。家庭砖坯加工，直到周边砖瓦厂都停办了才结束。

十五年“哑巴"砖瓦厂里开口哑巴林颜华（化名王长青），浙江平阳钱库人，有文化且懂事理。建国初期“镇反”运动开始时，他装作“哑巴”出走他乡混迹农村作劳工。

在石坦附近一个地方砖瓦窑做劳工时，烧砖师傅看他勤劳，烧砖瓦很内行，行事又聪明，老师傅就将他带到石坦砖瓦厂做工。这个老师傅就是朱文田，后来一直在石坦砖瓦厂做烧窑老司，并同“哑巴”常在一起。

“哑巴”在石坦砖瓦厂十几年一直老老实实，勤奋做工，砖瓦厂里有人怀疑他到底是真哑巴还是假哑巴。有时看他不像哑巴的样子，有人便问老师傅朱文田：“你看他是真哑巴还是伪装？ ”因他在哑巴身边时间长以为最了解，朱说不会是假的吧，会是真的，假的这么长久年不可能的。有时候有人责骂他也不回口。 “哑巴”多年来落户石坦（状一大队），规规矩矩，勤劳熟练地做砖瓦、不露破绽。石坦砖瓦厂是村干部、民兵开会活动的场所，民兵室隔壁是哑巴住的居室，正当“隔墙有耳”。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推广“枫桥经验”，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1965年1月16H ,中共中央又一次推广“枫桥经验”，状一大队（石坦村）组织民兵在大队民兵室学习宣读中央文件。传达对“四类”分子，“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精神时，住在民兵室隔壁的哑巴（林颜华）听到受了感悟，并以为找到了 “救命药”。于是开始开口说话，向砖瓦厂老师傅坦白交代自己历史问题，状一大队党支部将此情况上报，中共温州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将林颜华作为“党的政策伟大，感召15年哑巴开口说话”的典型案例处理。

原来，“哑巴”名叫林颜华，改名为“王长青”。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当过保长、为国民党反动派卖过力、迫害过群众，解放初期自知罪债难逃，本想逃往台湾，逃至金华因没有《通行证》过不了关而从金华返回。因此装“哑巴”以作劳工混日子，其表现勤劳听话，得到烧砖瓦老司的赏识，在石坦砖瓦厂当了 15年的“哑巴”。当党的政策感召他开口后，当地与他的老家取得联系，由其家人妻子、儿子接他回家，文化大革命期间返回原籍。如今“哑巴”在石坦砖瓦厂开口，留下一大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