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有一张锯，人称“柴爿锯”，是锯松树劈柴月用的。它同木工使用的锯一样，不过稍大一点，锯长87公分，锯横档宽43公分，锯板宽5公分，因锯齿较粗，故只宜锯松树。至今已保存70多年，虽然锯板上锈，闲置多年。但如果擦拭一下，锉一锉还可以使用。家里人要把它扔掉，我却不肯，说它是时代的“见证人”。

记得我父母亲早年告诉我，当我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约民国三十年（1941 ）光景，我家村庄里都驻扎着军队，连老百姓屋里的上间和祠堂都住着兵。我家堂屋上间和隔壁王宅祠堂就住着许多兵，并开伙房烧饭做羹，还有天天上山训练。这些兵很有纪律也很有礼貌，不会白吃老百姓和麻烦群众，向老百姓家借用水桶、门板和用物，件件登记，用后交还，一件不少，向农民百姓买去的鸡蛋、蔬菜、柴耳等都造价付钱，担水、扫地也有条理。当时我还年幼不懂事，后来父母亲告诉我，这些兵同我们老百象隔壁邻居一样很客气，部队里的司务长和饭伙（炊事员）很友好，经常把我抱去玩，有时抱到村里小店买饼、糖果给我吃，抱我回家时我母亲常见我手上拿着饼一口一口吃着，那时流行圆的大饼（叫“乌奎”），香甜松酥味道好，吃糖儿都是薄荷糖，小小的象三角形，还有一种象硬币大小有棒柄的糖儿。他们同老百姓邻居并不陌生，我家有什么吃的也让他们尝尝味道。那时农家种田种稻种麦，家中都有麦磨成粉，经常煎烙“麦塔镀”当接力点心，“麦塔镀”系一种传统家常面食。制作时，将麦粉（白面）加水加盐，和葱拌和在铁锅上烙―层，好像锅贴，吃吃也有味。有一次我学着当兵人，将母亲烙的一片大大的“麦塔饅”盖在头上（光着头）当头盔，摆摆弄弄送给当饭伙的兵吃，他也不嫌小孩弄脏也只管拿去吃。当时的兵也很艰苦，白天只吃两顿，还能坚持早晨操练和学习，生活制度纪律都很严格。部队在这里驻扎了一段时间，开拔那天，都向老百姓打招呼，给老百姓家挑水、扫地等，把他们自己住的地方清理得干干净净，将老百姓借去的东西一一交还。还有班、排长到老百姓一户一户家中询问，借去的东西未交的还有没有？买去的东西未付钱的有没有？钱借去不还的有没有？老百姓都一一如实回答。

部队开拔那天，司务长指着那张柴月锯问我父亲，要不要？我父亲交给二元钱（却不知钱币价值）买了这张锯。因为部队炊事烧柴用锯锯松树，我村沿河靠山，山林资源丰富，遍山为森炭林（松树），过去年代没有烧煤，更不见煤气灶，农家烧饭的都是稻秆、柴草，只有做年糕、烧酒、办酒席烧柴耳，柴月是燃料市场主要原料，城乡都开有“柴爿行”，经营柴爿买卖。山边农村都有松树出产和柴爿出售，当时是一项经济收入。它将一棵棵松树锯成一段段一尺多长，用斧头劈开成为柴爿，常被乡邻借用。我记得这张柴爿锯劳作了半个世纪，被锯过的松树不知其数。

后来我们村里长辈讲，当时驻扎村里的部队，是正规国防军，那时正是抗日胜利。我少年时听老人们都讲日本人到处杀害老百姓，温州“沦陷”百姓苦煞。我的老祖母给家里和邻居哄孩子时，当小孩哭起来，她哄对孩子说：“娒娒，你勿响（勿哭），长大去打日本人。叮叮叮，打死日本兵，嘣嘣嘣，打死日本人”。我少年吃饭配咸鱼儿，都把鱼身段吃了,鱼头折下留在盘子里，有时只见咸鱼头，她戏说：“真像日本人一样”（日寇斩头）。

温州“沦陷”我虽年幼，大约六七岁，也记得当时地方保甲组织动员农民带锄头等工具上山挖壕沟，作为防御之事。我村处大罗山边围山园，有外山、底山和高山低坡，门前山山高坡陡，而人在山中看村庄一清二楚。如果山上有一二挺机枪把守，敌人进来就跑不了。大罗山是抗日的“避难所”。为防日军侵害，村民们早有准备，磨好米粉做好或甜或咸的米饼，供逃难时充饥。得知日本兵进来的风声一传，村民们带上米饼干粮上山隐避。凡大罗山、底山有朋友亲戚的到朋友亲戚家，没有朋友亲戚的，都到门前山树林中或荫僻处藏好。身处高山眼望山下村庄、村路，如果日兵进来或上山来就向深山底后退，日本兵没有进来或到别处去了，村民们就回到自己家里去。山里自有逃乱避身之处，曾有几次，温州城和蒲州、状元近海边的居民都举家搬到石坦亲戚朋友家临时居住，躲避一段时间后，待到日军退去才回家。还有许多城里开店经商户随带货物和贵重东西到大罗山腹地的九锋山、三堂、响动岩军山村隐蔽，直到抗战胜利日军撤退后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