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贺绿汀连考两次，以28岁“高龄”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随留美回国的黄自先生学和声。黄自一辈子致力于振兴民族音乐，他启发贺绿汀，中国的新音乐必须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音乐理念和教育思想，指引了贺绿汀一生的音乐道路。

1934年，俄罗斯著名钢琴家车列蒲宁在上海举办“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同时获奖。《牧童短笛》中，贺绿汀用钢琴模仿竹笛，将西方音乐方法与中国音乐风格结合，是一首具有示范意义的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

歌曲86《天涯歌女》

贺绿汀（1903—1999），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湖南邵东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3年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5年后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并创办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嘉陵江上》《游击队歌》《牧童短笛》《森吉德玛》《晚会》等，并撰写大量音乐理论文章。

贺绿汀的前半生，遵从恩师教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后半生背负起上海音乐学院，背负起几代音乐人的理想，躬身前行。或许可以说，他让渡了一部分宝贵的个人创作空间，献给了更广阔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始终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方面，我顶多不过是一块铺路的小石头。”

1999年4月27日，96岁的贺绿汀永别中国音乐艺术。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天涯歌女》。”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作的《游击队歌》唱遍抗日战争的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职务。

贺绿汀与“四人帮”的交锋，早在1963年就开始了。江青来上海蓄谋建立“文艺革命试验基地”，十足音盲的姚文元5月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批判19世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文章，散布“防修反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谬论。
敢于坚持真理的贺绿汀虽然知道这篇文章大有来头，仍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的文章，指出了姚文元文章中的十多处错误。

而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这个音乐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己跳出来了，要抓住他狠狠地批。江青一伙以“学术研讨”为幌子，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音乐》杂志为阵地，对贺绿汀展开了长达七个月多的围攻。

1966年“文革”大幕拉开后，贺绿汀果然未能幸免被“揪出来”的命运。贺绿汀与其他几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万人大会上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的家遭到了“毁灭性抄家”。家中所有生活用品、上万册藏书、数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

歌曲87《四季歌》

贺绿汀一度被关押到音乐学院的一间小屋里，失去人身自由。但是他仔细阅读批判他的文章，逐一剖析，后来写成反驳不实之词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大批判栏里。贺绿汀这一勇敢的举动激怒了丑恶势力，也招来了更猛烈的批斗浪潮。张春桥一伙成立了“打贺指挥部”，对贺绿汀批斗的范围也从音乐学院扩大到全市。

1968年3月13日，上海召开了一次批斗贺绿汀的全市电视大会。面对电视直播的摄像机镜头，贺绿汀坚决地说：“我是不会屈服的。”造反派教训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贺绿汀回答：“我死之前有两个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乐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实，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驳斥掉！ ”

电视直播被迫中断。两周后，贺绿汀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漕河泾的少教所。

歌曲88《嘉陵江上》

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罪恶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对贺绿汀的遭遇十分同情。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十分恐惧，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所谓的“贺绿汀翻案集团”，并成立了专案组，以此加强对贺绿汀及其亲人的迫害。